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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煤老板
煤老板年关难过。这是中国经济最独特的一个群体，也是黑金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他们在产业寒冬中的命运，成为一个时代的注脚。
文_本刊记者 严凯 编辑_尹一杰
2016年1月，中国30年来最寒冷的冬天。
《中国企业家》记者兵分两路，深入山西、陕西多个市县，近距离采访了一群民营煤矿经营者，这个群体在产业低迷期的命运，是一个时代的注脚。
过去十年，以山西、陕西、内蒙古等省份为代表的中国煤炭产业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资源重组，整合大潮随后席卷全国。一大批小煤矿被关闭或被并入国有煤企，大批煤老板在这个黑金江湖被淘汰出局。
由政府主导的煤炭资源整合的一个结果是，大大提高了进入煤炭行业的门槛——最低规模从十年前的年产几万吨被提高到了年产百万吨。
这对于那些新进入者和依然想在这个市场上捞金的煤老板而言，要想得到更多，就得投入更多。于是，民间集资、民间借贷以及高利贷兴起，大笔资金涌入山西、陕西及内蒙的私营煤矿。
中国煤炭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1月，全国90家大型煤企的利润减少了500亿元，同比下降91%，整体行业的亏损面已经达到了95%。
全国煤炭企业经营困难时，国家发改委也再一次释放信号，将继续推进行业兼并重组，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对中小型煤炭企业进行整合。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年产3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还有7000多处，总产能5.7亿吨；年产9万吨以下的有5000多处，产能3.1亿吨。这其中绝大多数为民营煤矿，而行业再次推行兼并重组也意味着，这批历经数次整合坚守至今的“煤老板”在产业寒冬中正在走向末路。
临近年关，身在太原的郑龙乡有家难回。
郑龙乡是福建省福清人，9年前随丈夫黄亦弟来到山西招标高速公路工程。招标失败后，夫妇二人杀入当时一片红火的煤炭行业，却未料从此再难抽身。
如今，郑龙乡夫妇及其他几个合作伙伴因投资煤炭生意失败早已债台高筑，至今仍欠着老家人两亿多元的高利贷。郑龙乡丈夫黄亦弟去年9月也因“非法开采”被昔阳县公安局逮捕，至今仍被囚于铁窗之内。
在整个山西，像郑龙乡这样债务缠身，春节有家难回的“煤老板”不在少数。数年前，他们在煤炭行情好的时候大举借债，不惜民间集资和借高利贷买矿挖煤，寄望借此实现财富暴涨。
但从2012年底开始，煤炭价格阴跌不止，至今已跌破成本价，煤老板手中的煤矿已然成为烫手山芋，所借高利贷却仍在利滚利。
“在山西的福清人大概有几万人吧，据我所知今年大部分都回不了家。”郑龙乡说。
福清煤老板们的遭遇是这个群体的一个缩影。
“民营（煤矿）老板肯定要消失了，只能接受，没有办法。”在陕西榆林市，乌兰色太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乔振杰站在空旷的矿区中央，望着眼前的煤堆说。
草莽年代
1月9日清晨，北方的隆冬寒风凛冽。煤老板陈宜先早早在太原府西街一家酒店门口等待。他计划带着我们去他的煤矿。
陈宜先的煤矿位于昔阳县三都乡。昔阳县别名乐平，毗邻河北，是山西产煤大县，其煤矿主要分布在李家庄乡、乐平镇、大寨镇、三都乡。
从太原到昔阳驱车需要两个多小时。一路上，大众途锐V8越野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陈宜先坐在副驾座位上，滔滔不绝讲述着他16年来的山西经历。
但作为个体，属于他的往事不过是产业洪流中的沧海一粟。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煤炭的需求量剧增。作为煤炭大省，1980年，国家作出了建设山西省能源基地的决策，重金支持煤炭产业。3年之后，国家再次放宽对煤炭行业的管理政策，鼓励发展乡镇小煤矿。
1993年，国家放开了除电煤以外的其它煤种销售价格，煤炭价格开始上涨的同时，小煤窑也随之遍地开花。公开数据显示，到1997年，仅有证煤矿数量就达到10971座，更有无数私自开采的小煤窑隐藏在监管体系之外。
小煤矿私挖乱采，重复生产，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彼时，私人开采煤矿并不被允许，只能挂靠，以村集体的名义建矿。
“名义上是集体开矿，实际上则是私人投资。”山西临汾一名煤老板郑爽对本刊记者说。
郑爽正是在这个时期进入煤炭行业，他从当地村里承包下一个煤矿，按照他的话说，在2001年之前，他几乎没有赚过钱，甚至赔了不少。
公开数据显示，1996-1997年，煤炭产业投资增长率分别是13.8%和17.6%。此时也是小煤窑爆发式增长的时期。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在此背景下，山西省曾在1998年整顿过一次煤炭产业，取缔私开煤矿1453座；次年，再度关闭1565座布局不合理的煤矿，缩减生产能力4399万吨。但这次整顿并不彻底，无证开采的煤矿依然大量存在。
即便生产风险大，工作环境恶劣，但同时期产业背景下，煤矿工人的工资仍比其它职业高出不少，这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人员蜂拥而至。颇具戏剧命运的是，在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早年奔涌至此的底层矿工们中，不乏少数历经九死一生的起伏，最终告别了阴冷潮湿的矿井，摇身一变成为了富甲一方的煤炭大亨。陈宜先便是其中之一。
亚洲金融风暴后，国内煤炭市场需求下降。像郑爽这样刚刚投入重金承包煤矿的煤老板却在煤矿刚要产煤时遭遇煤价大跌，损失惨重。1998-2000年间，煤炭产业的投资也大幅下降，来自中国煤炭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两年间年均下降了19.3%。
“煤炭市场是从2001年起步，2001年前所有煤矿是负债的，煤矿都是承包而来，大多不挣钱。”郑爽说。
一位熟悉山西煤炭圈的人士称，对于山西煤老板而言，2003年是一个坎，在这之前行情很差，煤矿出售几乎无人问津。
群体觉醒
煤炭产业从2002年开启了高速增长。来自第三方研究机构的一份数据显示，2002-2005年，煤炭产业的投资年均增长达到50.6%。2006年增幅虽然下降，仍达到27.1%。
从2003年开始，乔振杰的乌兰色太煤矿经营有了起色，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赔过钱。这一时期，不断有人加入到乔振杰的煤矿上来，最多时，乌兰色太煤矿的股东数多达10个。
“但2005年的时候有6个退出了。他们是看到当初的投入已经翻了十倍，希望能够退出套现。”乔振杰说。
不过，伴随着煤炭行业高速增长的是全国矿难事故迭起。2002年，山西发生煤矿事故184起，501人死亡；次年，发生煤矿事故159起，死亡496人。
另一组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产煤16.6亿吨，占全球的33.2%，但是全国矿难死亡人数高达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
对于山西煤老板而言，2003年是一个坎，在这之前行情很差，煤矿出售几乎无人问津。
2004年1月12日，张宝顺出任山西省代省长。但他上任不到1个月，便遇矿难事件。当年2月5日，临汾市汾西县和晋中市灵石县交界的两个村，私开矿井相互打通后，为争夺煤炭资源相互扔炸药，造成29人死亡。
4月16日，在张宝顺主导下，山西省政府出台《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继续深化煤矿安全整治的决定》，首次提出对山西省煤矿进行“资源整合、矿权有偿使用”。
但真正点燃山西煤矿产权改革导火索的，是2004年4月30日发生在隰县梁家河煤矿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36人在事故中丧生。当时，张宝顺亲赴现场指挥救援，并决定以临汾作为试点，推行其主张的矿权有偿使用改革政策。
早年的底层矿工们中，不乏少数历经九死一生的起伏，摇身一变成为了富甲一方的煤炭大亨。
“梁家河煤矿事故发生后，在追查责任人的时候发现这个煤矿经过层层转包，最后竟然无法找到责任人，而这个煤矿的权属实际上属于乡镇。”上述熟悉山西煤炭圈的人士说。
本刊记者1月初在山西采访时辗转了解到，当年梁家河煤矿幕后投资人是一位山西本地李姓老板。但本刊记者试图联系他时，这位煤老板以出国为由拒绝了采访。
梁家河煤矿事故发生后，为遏制频发的矿难事故，2004年山西省关闭了四千多座非法煤矿，并将年产能3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全部关停。
此后，整顿煤矿产业的风潮从山西席卷全国。
2005年6月，《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规范煤炭矿业权价款评估办法，逐步形成矿业权价款市场发现机制，实现矿业权资产化管理。
这一年，于幼军出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主张“以市场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实行资源有偿使用，推进煤炭企业整合”。
于幼军在继承张宝顺煤矿产权改革的同时，发力引进外地资本投资山西煤炭，促进煤炭企业产权、股权的多元化。
郑爽说，于幼军的改革让所有煤矿把手续办全，手续不全的就被淘汰，“在我的印象里，2006年之前就没有矿手续办全过。”
此后，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煤矿主出现了。
“‘煤老板’的叫法是从2005年才有的，以前都不这么称呼。”郑爽说。
2005年，手持大量现金的浙江商人率先涌入山西投资煤矿。公开统计数据显示，2005-2009年，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浙商企业多达450多家，投资总额超500亿元。其中，2006至2007年间，涌向山西的外来投资者一度达到高潮。
事实上，在2006年2月，于幼军就提出过煤炭产量“零增长”，山西省政府出台《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要求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出局，并整合20万至30万吨中型矿。
经过这一轮整合，山西省市以下煤矿数量由2005年整合前的4389座缩减至2626座，淘汰了所有年产能9万吨以下的煤矿。
郑龙乡便是2007年来到山西。她说，来山西投资煤矿的福清人多达十余万。但由于投资煤炭的门槛不断被提高，来自福清的商人不得不从老家的亲戚朋友处集资，并承诺高额回报，甚至不少人为买矿借高利贷。
此时，煤炭价格持续飙涨。行业数据统计，2001年至2008年7月，八年间煤炭价格涨幅达到585%。其中，煤价涨势主要集中在2006-2008年，煤价最高是在2008年，达到1100元/吨。
郑爽回忆，当年来矿上拉煤的卡车排成长队，来买煤的煤商车里都放着现金，“这样都未必能够买得到。”
“2008年3月-11月，那时候的煤炭价格是按小时算的，这一小时和下一小时的价格就不一样。那时候挣钱真的太容易了。”遥想起过往的疯狂，陈宜先对当下境况感到无奈。
“煤老板们真正挣钱是从2006年开始的。”郑爽说。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煤炭行业的黄金时代达到最顶峰。在山西、陕西、内蒙、山东等地的煤老板，以及黑金产业链上的每一个人都赚得盆满钵满。此后，现金成栋买楼、豪车遍地等故事开始广为流传，“煤老板”仿佛一夜之间成为了财富的代名词。
国进民退
正当煤老板们沉浸在史无前例的疯狂中时，发生在山西的另一场特大事故间接拉开了山西煤炭行业的又一次整合。
2008年9月8日，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尾矿库发生溃坝事故，下泄尾砂量约19万立方米，淹没面积约35.9公顷，共造成277人死亡、4人失踪、3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9619.2万元。
这次事件直接导致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溃坝事故并非煤矿，而是铁矿，但却间接导致了山西煤矿的再度整合。”上述熟悉山西煤炭圈的人士称。
2008年9月，王君从国家安监总局局长任上空降山西，接替孟学农任代省长。王君的职业生涯前半段在大同矿务局。在他看来，要解决矿难频发，就要进一步加快煤矿企业的重组，让国有矿企占主导地位。
当年秋天，以遏制矿难为由头，王君一声令下，“政府推进，国企主导，限期关闭，强行整合”，被业内称之为“国进民退”的山西煤改轰然启动。
在当时的山西煤炭圈内，流传着一个时任山西煤炭厅厅长王守祯的“要‘三三得九’，不要‘二四得八’”理论。具体解释是：煤矿生产300万吨，一吨能卖300块钱，那总共就能卖9亿元；而当你生产400万吨，煤炭价格因供求关系价格下跌，变成200块钱一吨，那总共也只能卖8亿元。
“他的理论就是，生产多了反而卖的少了。因而要控制规模，在规模不增加的前提下，依靠稳定价格获得较高的收益。”上述业内人士说。
在此理论的支撑下，2008年9月2日，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晋政发[2008]23号文），要求到2010年底，山西煤矿企业规模不低于300万吨/年，矿井数量控制在1500座以内，从而在山西省形成2至3个年生产能力亿吨级的特大型煤炭集团，3至5个500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集团，使大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达到山西省总产量的75%以上。
23号文明确提出，政府要大力支持大同煤业集团、山西焦煤集团、阳泉煤业集团、潞安矿业集团、晋城无烟煤集团等五家大型省属煤炭企业兼并中小煤矿，建立煤炭旗舰企业。
之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也被允许作为兼并重组主体，而中央企业中煤能源集团最终得以入局。
至此，“5+2+1”的重组格局形成。
2009年4月15日，山西省政府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发[2009]10号文），将矿井数量控制目标由1500座下调到1000座，并将矿井年产规模由30万吨调高到90万吨。
为平衡地方利益，10号文允许各市、县（区）具备300万吨/年生产规模，且至少有一个120万吨/年机械化开采矿井的骨干企业作为兼并重组的主体。
2010年1月5日，山西省政府宣布，山西省重组整合煤矿正式协议签订率已高达98%，兼并重组主体到位率已达到94%，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采矿权许可证变更也已超过80%。
这一轮山西煤改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量民间资本被迫撤离煤炭行业，不少煤老板在这轮整合中黯然离场。
郑爽是在这次整合中的受损者之一。据他回忆，当年负责整合他煤矿的公司是山西焦煤集团，“与之前的整合不同，这次是简单搞拉郎配，必须交给五大集团。”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郑爽至今仍然不能释怀。
为让郑爽“交出”手上的煤矿，山西焦煤集团不停有领导层前来跟他谈判，“而整合的价格都是政府定的，价格方面毫无谈判的余地。”
陈宜先说，当年政府收购民营煤矿价格都比较透明，基本上是按照煤种和储量来算，储量不同级别价格又有不同，主焦煤大多按照23-30元的价格核算。
陈宜先的煤矿也在这轮整合中淘汰出局。当时他拥有的煤矿年产能仅有21万吨，远低于90万吨的门槛，因而被国有大企整合。在这次整合中，陈宜先获得了大约三四千万的赔偿。
相比较陈宜先而言，郑爽则并没有那么幸运。由于郑爽的煤矿规模远大于陈宜先，因而山西焦煤集团要想整合他的煤矿，需要拿出数十亿元的价格。
“但它又没那么多钱，政府也不愿掏钱，实际上这个交易没法完成，但又不得不完成，于是我的矿就被迫停工，直到前两年还停着。”郑爽说。
郑龙乡则在这个过程中陷入了昔阳县北坪煤矿的纠纷之中。2008年时，郑龙乡夫妇垫资4000万元承包了北坪煤矿的土石方工程。但此后北坪煤矿陷入纠纷不断的产权更迭漩涡，郑龙乡夫妇亦深陷其中，至今无法自拔。
郑爽说，在他所在的县，原来总共有90多个煤老板，80多个均在这轮整合中离开。
“这些离开的煤老板每个人至少带走了5000万现金，这样一算当地就流失了40亿资金了。”郑爽说。
危机浮现
这轮煤炭整合亦有受益者。彼时，已经成规模的私营煤炭企业也参与了资源的重新分配。
这其中包括山西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邢立斌、山西金业集团董事长张新明、福清煤老板“鼻祖”卓杏生等人。其中，张新明曾是山西首富，邢立斌则因“7000万嫁女”事件为人所熟知。
煤炭行情好的时候，当地煤矿矿工每个月能挣几千块钱，工资高出当地其他人好几倍
对于邢立斌“7000万嫁女”事件，接近邢立斌的人士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此事并不属实，邢立斌当年在三亚嫁女非但没有花7000万，反而借机兜售房地产而赚了不少。
“邢是一个十分精明而低调的人，不会做这种事。”该人士说。
但煤老板们头顶的光环在一两年后开始暗淡。原因一方面是煤炭价格开始下跌；另一方面则是大整合带来的后遗症开始凸显。
2008-2012年，像邢立斌和张新明这样赫赫有名的煤老板们均在加速扩张自己的煤炭帝国，他们四处并购，而资金均来源于各类融资。
让所有煤老板都没有想到的是，煤炭价格从2012年底开始大跌。到12月末，秦皇岛5500大卡市场煤平仓价每吨630元左右，比年初下降了约170元；而冶金煤价格较年初普遍下降每吨300元至400元。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当年的通报称，2012年末，煤炭企业存煤8500万吨，同比增加3120万吨，增长了58%。
业内专家称，煤炭生产过剩是煤价下跌的直接原因。
煤价持续大跌率先重创的是包袱重、盘子大的煤老板。邢立斌便是其中典型代表。据相关报道，截至2013年9月底，邢立斌的联盛集团对外融资总额达268亿元。两个月后，联盛集团便因资金链断裂，提出重整申请。
同样在煤价大跌下遭遇困境的还有卓杏生，他被老家人称为福清煤老板“鼻祖”。2008-2012年间，卓杏生在山西、内蒙各地四处集资买矿，他因倒卖煤矿在圈内十分知名。
除了三都煤矿，卓杏生还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倒手过吴家梁煤矿。在此煤矿上，卓杏生先后把它卖给了两位福建老板。
有熟悉卓杏生的人称，4年间，卓杏生四处倒矿，经常将一个矿卖给不同的买家。这种情况在2012年煤炭价格下跌时开始凸显矛盾。
据悉，这期间经卓杏生手倒卖的小煤矿近20个。包括山西宁武的黄土崖煤矿、昔阳三都煤矿、和顺南安驿煤矿、和顺上元煤矿、和顺吕鑫煤矿、内蒙古壕赖沟煤矿和山西原平煤矿。
上述熟悉卓杏生的人士说，卓连本带息可能已经背负了上百亿的债务。
2012年9月，卓杏生由于非法集资、诈骗福建省福清市百姓存款四十多亿元，以及组织黑社会人员私藏枪械，与政府和警方对抗等原因被查，至今仍被关押在石家庄。
黑色江湖
卓杏生被抓，三都煤矿便开始问题不断，陈宜先便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
1月9日下午，本刊记者在陈宜先的矿上看到，三台其他福建煤老板的沃尔沃挖掘机横在路上，挡住了通往采煤区的道路。而不远处的一个深坑里，就是陈宜先的矿区，煤炭已经裸露在地表之外，随挖随采。
除了开采区，矿山的生活区也遭到破坏，生活区旁的一辆商务用车玻璃已被砸碎。陈宜先回忆，当天数百来号人来到住宿区打砸，矿工被撵得四处逃窜。
而煤堆场上，十来辆运煤卡车被闲置在此，这是陈宜先为了开这个矿花了几千万买来的。煤堆场上堆积着一些煤炭，但这是其他煤老板暂放在这的。
在不远处的生活区，那个被陈宜先称之为“油库”的地方，是他办公和生活的地方。旁边有一座简陋的加油站，两个加油机已经破败，静静的立在那里。
为了缓解资金压力，陈宜先2014-2015年间时断时续的开采着。但期间不断有福建矿主来闹事，意图将陈赶离矿区。
有类似遭遇的还有郑龙乡。
1月8日晚上，本刊记者在太原市一家茶馆见到了郑龙乡，这位福清“煤老板娘”穿着讲究，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很多。
回想起在山西的这些年，郑龙乡感到无力。
郑龙乡夫妇2007年来到山西，开始接触煤炭行业是在2008年。
这一年，郑龙乡夫妇和他们的宏达公司曾经垫资4000万承包了昔阳县北坪煤矿的土石方工程。但北坪煤矿被以关建军、关建民、许建军为首的黑社会组织倒卖给山西华通路桥公司。
为解决郑龙乡的垫资问题，华通路桥董事长王国瑞决定把北坪煤业的煤田范围内划出一片交给郑龙乡丈夫黄亦弟控制的宏达公司经营，以煤抵债。
在拿到煤矿后，黄亦弟又投入数千万元，购买了大批工程机械，当上了煤老板。这些资金，全部来自福清的民间资本，融资成本高达年利100%。
2010年5月，在公安部督办下，山西省公安厅成立了“5.6”专案组，经过半年努力，一举打掉以关建军、关建民、许建军为首的黑社会犯罪组织。
北坪煤矿因此受到波及。“他们的事耽搁了我们挖矿，那时候可是行情最好的时候。”郑龙乡摇着头说。
2014年，王国瑞在山西腐败案中受到波及，被带走调查。郑龙乡夫妇想开挖煤矿的计划再次变得缥缈。
由于华通路桥出现资金问题，被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诉至法院，要求立即偿还之前所欠的本金和利息共计2.005亿元。作为华通路桥的资产，北坪煤矿亦存在被清偿的可能。
于是，看到风险的黄亦弟决定在2015年开挖煤矿。当年6月，黄亦弟筹集了600多万元开始进场动工，三个月后开始见到煤层。
但就在黄亦弟打算动工开挖时，9月25日早8时，昔阳公安局大批警车和公安来到“安顺北坪煤业”的宏达公司开采区，要求对方停工，并要扣下所有施工机械。随后，双方发生冲突，包括黄亦弟在内的多人被刑拘。
昔阳县公安局给黄亦弟定的罪名是无计划开采，以及在清场过程中组织工人暴力抗法，妨碍警方执行公务。
目前，黄亦弟已被关数月。郑龙乡除了要照顾三个孩子，还不得不为营救丈夫四下奔走，“希望能够尽早出狱。”
古交民间律师张发旺说，在古交，十多年间，因煤矿引起的纠纷数不胜数。古交市是太原代管的县级市，这里因出焦煤而闻名，曾经山西首富张新明的大本营便在此地。
1月8日下午，张发旺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一叠他收到的诉讼书。而他本人在十多年前投资的一个煤矿至今仍纠纷不断。
失落的富豪
张发旺1947年生人，今年69岁。他的办公室位于古交法院斜对面的一栋小楼二层。在古交煤炭圈里，张发旺是信息最灵通的人之一。
1月8日下午见到他时，他操着一口夹杂当地方言的普通话向我们讲述着他和其他几个合伙人的遭遇，顺带着提及古交煤炭圈的奇闻轶事。张发旺说，古交的大小煤矿基本上都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张发旺回忆，在煤炭行情好的时候，他办公室楼下的超市门庭若市，外地务工人员比本地人还多出一倍，不像如今，整个古交市冷冷清清。
“现在连交通事故都很少了，过去可是隔三差五的出事故。以往来我这咨询的人很多，现在一个月也没几个人来。”张发旺说。煤炭行业低迷，显然也影响到了张发旺的业务。
古交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称，煤炭行情好的时候，当地煤矿矿工每个月能挣几千块钱，工资高出当地其他人好几倍。
这位司机年纪不到30岁，是当地国企山西焦煤集团的正式员工，他说他从17岁便开始上矿，这些年见证了煤炭行业的大起大落，亦亲眼看到自己的高中同班同学在矿难中殒命。
他说，现在由于公司已停发工资三个月了，他才不得已出来开起了出租车拉活。
张发旺说，古交市财政已没钱可用，公务员的工资都是靠银行贷款而来。
在山西、陕西、内蒙等地，像古交这样因煤而兴，亦因煤而衰的城市不在少数。在昔阳县，一位当地做工程的老板称，高峰时期，昔阳县有八万福建人，占了当地人口的近三分之一。
“现在十分惨淡，外地人都走了。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几乎全来自于煤炭，现在连公务员工资都几乎发不出来。”上述昔阳老板说。
这位昔阳老板的年轻司机对记者说，昔阳的户外运动很发达，此前，当地徒步和山地自行车运动搞得有声有色，本以为昔阳县“可以靠这个来转型”。
从昔阳县到陈宜先煤矿驱车需至少半小时，必经一条狭窄的盘山公路。1月9日临近中午，路上三三两两的拉煤车往山上缓慢地开着，“这比过去少多了，以前来这拉煤的货车经常多得能把路堵死。”
采访当日，我们偶遇一个婚礼车队，车队清一色的丰田霸道，从山顶呼啸而下。“这顶多是村支书子女嫁娶，煤老板的阵仗比这大得多。”陈宜先打趣地说。他停顿了一下，略有所思地接着说，“哦，那是过去。”
煤炭行业惨淡还困扰着陕西神木县大柳塔镇副镇长刘赫。由于神华集团神东煤炭基地位于此，神木县和临县府谷县常年入榜全国百强县。即便是在最困难的2015年，它们依然进入百强榜单。
刘赫说，在他的印象中，当地煤炭业在2013年后就一落千丈，并且此后再也没有过反弹的趋势，“都在赔钱。”
煤炭行业凋落直接导致了当地人口的大量流失。另一个后果则是，前些年煤炭行情好时，民间借贷几乎涉及到了当地的每家每户。刘赫说，现在行情那么差，当地人相当于被洗劫了一次。
事实上，不仅是产煤市县，山西省会太原也大不如前。郑龙乡说，过去太原各大高档KTV等娱乐场所几乎天天爆满，进进出出都是煤老板。
“三十天几乎天天有应酬，不是你约我，就是我约你。”郑龙乡说，“但现在是越高档的倒闭得越快，因为现在煤老板都没钱了。”
最后的煎熬
在看到“同行们”的遭遇后，郑爽舒了口气。他庆幸自己在第二次整合大潮时及早抽身。
“要不然现在也会很艰难。”他说。
郑爽现在花几千万建起了酒庄，开始做起虽然没有那么暴利，风险却也没有那么大的红酒生意。
“我的这些钱其实只要不乱花，适当规划下，这辈子还是花不完的。”郑爽说。
像郑爽这样早年被迫抽身离开煤炭行业的煤老板不在少数，他们同样经历过艰难转型，曾经也手里握着大把现金不知所措。
1月14日，本刊记者二度来到陈宜先的矿上。由于临近年关，矿区仅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位工人留守。这一天，又有工人陆续向陈宜先请假准备回家。
工人可以抽身回家，但作为老板却没有心思过年。陈宜先说，他现在就希望能够尽快解决矿上的纠纷，让他赶紧挖煤套现。
“全力挖的话，每天能产一万吨煤，一吨现在还能卖个一两百块钱，一天的收入就是一两百万。”陈宜先说，“可能比预期的会少赚好几个亿。”
郑龙乡说，她的一个福清老乡由于来山西早，早年间赚了很多钱，但由于没有及时抽身，现在依然被套在这里。
这位煤老板的煤矿在忻州，现在也不得不赔本挖煤。
“挖肯定赔，不挖那就没有流动资金，连老百姓的资源费都给不起，所以也是没办法。”郑龙乡说。
对于仍在泥潭里挣扎的煤老板们来说，他们更希望2016年国家能够出台限采的政策，“这样煤价便能上涨，生存就没有问题。”
“我现在就盼着限产令下来，如果没有出台这个，可能就会考虑被并购过去。”乔振杰说。
但中国煤炭产业的困境并非一纸限产令就能解决。根据中煤协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全国煤矿产能总规模为57亿吨，其中正常生产及改造的产能为39亿吨，新建及扩产的产能为14.96亿吨。
而2015年全国的煤炭消费总量预计为39.5亿吨。这意味着全国煤炭产能过剩多达17亿吨，去产能在未来依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事实上，山西省政府曾在2013年8月紧急出台过煤炭“救市20条”——《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促进全省煤炭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增长措施的通知》，内容包括暂停征收部分税费，着力解决煤炭企业金融信贷问题等多项措施。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近日在参加2016年度全国煤炭交易会时亦表示，煤炭行业要加快结构调整转型步伐，向整合兼并重组方向调整，客观上需要加快推进小煤矿关闭淘汰和兼并重组，总结和推广一些地区行业有效的经验，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对中小型煤矿进行兼并重组，壮大一批大型煤炭企业集团，进一步提高办矿标准，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
但国有大型煤炭企业现在同样生存艰难，上一轮“国进民退”大整合时吞下的大量民营煤矿还尚未来得及完全消化。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姜智敏指出，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了14.6%，企业利润同比下降了61.2%，降幅比2014年同期扩大了16.8%。
“现在的情况跟2000年前很像，但又更加严峻。当年的煤矿无人问津，现在的煤矿是无人敢问津。”上述熟悉山西煤炭市场的人士说，“现在基本上没有无负债的矿，这里面有的是隐形债务，有的还有高利贷，谁敢要？”
郑爽说，现在各个政府首要想到的是为国有煤企“减负输血”，根本没有精力去管小煤矿。对煤老板来说，可能唯一的出路就是熬，熬到煤价上涨了就意味着希望。
北方的隆冬寒风刺骨，这是有气象记录最寒冷的冬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