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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场马拉松
时代周报记者 谢江珊 发自上海
“颠覆现存社会基础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摧毁它的货币。这一过程调动了经济规律中所有具备破坏力的隐藏力量，同时它以一种让人无法识别的方式进行。”凯恩斯曾如此解释货币的强大力量。社会大众几乎每天和货币打交道，但很少有人能真正解释“什么是货币”。在李晓耕看来，货币固然是一种经济现象，需要遵循市场逻辑和效率原则，但这种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忽略了货币的政治属性：货币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发明之一，它的出现不仅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更是政府“强有力的手”直接推动的结果。
现任神州优车集团战略副总裁的李晓耕对历史和经济学非常感兴趣，所以留学时选择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阶段则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教授为导师，主攻世界经济。李晓耕说，张导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历史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载体。从历史角度探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未来发展，一直是李晓耕的心愿。
《权力之巅：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起源》一书达成了李晓耕的心愿。书中，李晓耕希望用历史的火炬照亮对普通大众而言幽暗异常的国际金融密室，揭示大国兴衰与国际货币演变之间的光影交错。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描述这本书的主题，那一定是：货币即政治。
从英镑到美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演变
时代周报：书中，你分章节详细讲解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起源，可以简单概括说明一下吗？
李晓耕：传统金本位制是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起点。自那时起，国际货币制度发生了剧烈的变革。特别是在20世纪，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传统金本位制-双锚金汇兑本位制-美元黄金汇兑本位制-美元本位制的发展和演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转折点，战争引发了大规模的货币混乱。如果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此前以英镑为核心的传统金本位制实际上已经被世界上主要国家所采用，运转效率很高，继续维持对各国都有好处，可为什么国家间冲突的最高表现—战争—一旦出现，原有的货币制度就无法维持？这说明，再有效率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必须建立在稳定的“国家间政治”的基础之上。
一战结束后，英镑重新与黄金挂钩，和美元共同与黄金固定价格的双锚金汇兑本位被很多国家采用。但在1929年“大萧条”冲击之下，持有英镑的外国中央银行对英镑失去信心，纷纷向英格兰银行兑换黄金，这导致当时货币体系的再次瘫痪。如果仅仅是从市场效率和理性视角分析，当时各国应该保持克制，从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大局出发，坚持持有英镑，而不是在危机关头向英国“挤兑”。可见，单纯从“效率”出发很难解决“稳定”问题，而“稳定”恰恰是国际货币体系顺畅运作的必要条件。
“效率优先”从来就不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原则。我们经常提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为了重建金本位崩溃后的国际货币体系，英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分别提出对国际货币新秩序的构想，即代表两国不同利益的“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从市场效率的角度分析，“凯恩斯计划”明显优于“怀特计划”。然而，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却是“怀特计划”胜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由此确立。原因很简单：大英帝国日薄西山，雄心万丈的美国已经崛起。
历史一再证明：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转折，是国家间权力格局的变化和大国之间博弈的结果。市场参与者当然可以自由选择，但这个选择一定是在国际权力结构给定的范围之内。任何选择都不会发生在“权力真空”中，这就是我所说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起源。
时代周报：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货币是一种经济现象，其中的市场逻辑和效率原则是分析问题的关键。你认为他们忽略了货币的政治属性？
李晓耕：对。我举个例子：2009年金融危机蔓延全球，希腊也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经济大幅衰退，希腊退出欧元区，对其经济恢复是最快的政策选择，但它没有这么做。之后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危机也是如此，纵然每一次救援都因缺乏效率而备受诟病，但欧元区的完整性得以维护。欧元区的建立，不是简单地以效率为原则建立的统一货币区，而是欧洲实现持久和平计划的核心。
2011年，在欧元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联邦议会发表演讲，试图说服议会支持她稳定欧元的救助计划，她说：“历史经验表明，使用同一种货币的国家相互间不会发生战争，因此欧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其作为一种货币所发挥的功能。欧元是统一的欧洲的基础和保障，或者换句话说，欧元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欧洲的失败。”默克尔说服议会的逻辑很清楚：欧元是政治，是欧洲和平的基石，为此德国要发起一场“欧元保卫战”。当时许多金融投资机构忽略了这一重要信号，低估了欧洲领导人捍卫欧元的政治意志，仅仅从市场逻辑出发来预测欧元的走势，得出了“欧元区要解体”的悲观结论，于是抛售欧元资产。但随着德国出手援助重债国，并且默许欧洲央行稳定金融市场的一系列操作，欧元汇率回升，欧元区的国债收益率迅速下降，做空者损失惨重。
不可否认，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和演变有遵循市场逻辑和效率原则的一面，但国家权力和国家间的冲突才是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直接推动力。我认为，只有在国家间的博弈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时，市场逻辑和效率原则才能起作用。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一定建立在稳定的国家间政治基础之上。
“白银时代”错失良机
时代周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信用货币的国家，早在宋代民间已有“交子”流通。明朝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白银是当时的国际通用结算货币。中国为何最终没有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心？
李晓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信用货币的国家。特别在明朝，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同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占主导和支配作用。我在书中引用了张宇燕老师的数据，从1493-1800年，世界白银产量的43%-57%可能都留在了中国，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这些白银全都不产自中国，而是市场自发的行为，通过国际贸易流入中国。流入中国的白银一部分来源于美洲，另一部分来自日本，大部分来自海外。因此，中国当时并没有控制货币的发行权，也没有掌握货币权力。
这样的后果很严重。明朝末期，全球白银产量下降，中国变相地经历了一次通货紧缩。两个偶然事件的发生更是推波助澜：当时美洲白银基本上通过马六甲海峡、菲律宾流入中国，菲律宾当地的华人跟西班牙人发生冲突，使得美洲白银来源突然中断。无独有偶，日本幕府进行混战，从日本来的白银也突然中断。与此同时，明朝政府对内需要面对李自成农民起义等，对外则有后金的虎视眈眈。内外交困导致明朝终结。明朝政府一直对货币权力不重视，导致明朝时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但始终没有真正“塑造”世界秩序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同样的状况发生在清朝，当时中日战争，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依靠税收，清政府也不控制货币权力，不掌握货币发行权，缺乏有效的金融市场和国债制度，导致中日在战时融资方面的力量悬殊。
时代周报：书中穿插了许多轶事，与严肃专业的学术知识结合起来说明事实，比如在讨论信用货币起源时引用《浮士德》中的皇帝、首相、财政大臣和梅菲斯托之间的对话。其实这更像是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工作，你是如何想到用这种方式书写的？
李晓耕：如何有针对性地从繁多的史籍、专业书籍里找到需要的内容，有一点我想分享给读者，就是要带着问题去读书，这会让阅读更具针对性，更加有效率。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其实都是非常好的story teller。实际上，一个好的故事就是一个高度简化的理论模型，容易帮助我们抓住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机理。比如美联储主席耶伦的丈夫乔治·阿克洛夫，他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197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讲述了二手车市场的故事。由于买方不知道二手车的真实情况，为了避免损失就拼命压低车价，而过低的价格导致卖方更多地把好车留下自己用，把不好的卖出去。这种情况使低质品充斥市场，高质品被逐出市场，最后导致二手车市场萎缩。这个故事非常形象地解释了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无效率，信息经济学由此蓬勃发展。阿克洛夫也因这篇论文获得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亚投行和“一带一路”配合恰当
时代周报：“一带一路”倡议会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带来什么作用？
李晓耕：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引入一个概念，叫货币流通域，这是哈耶克提出的，即“接受某国货币作为商品和投资的计价单位的流通范围”。“一带一路”在本质上是市场规模的扩大，也是人民币流通范围的扩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带一路”扩大了人民币的货币流通域，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国际化意味着人民币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货币责任，风险和利益并存。因此，在未来，中国政府在货币政策制定方面，必须兼顾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所带来的各种外部性因素。
时代周报：具体到亚投行的建立，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何促进意义？
李晓耕：亚投行的建立，对中国来讲，一方面使中国重新站到国际货币博弈的舞台中央；另一方面给人民币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环境和更大的空间。中国回到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博弈的舞台上来，成为global player，这仅仅是一个开始，目前人民币还不可自由兑换，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曾经说过，真正的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被打破的时候，恰恰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重新定义自己利益的时候。在亚投行使用的货币中，并没有说一定要用人民币，现阶段仍然使用美元、欧元包括一些投资目的国的货币，这恰恰体现了中国智慧：不是采取零和博弈的做法，而是用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去放宽既得利益者对自身利益的界定。另一方面，这也能消除发达国家对人民币崛起的恐惧。
时代周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第二期将落户上海，是否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跨出了新的一步？
李晓耕：“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国在国际货币中的主导地位，但美元真正成为国际货币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包括“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实际上打开了美元在欧洲和日本的两个货币流通域。
目前，我们面临如何扩大人民币货币流通域的问题。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由很多因素决定，首先市场是基础，无论英镑还是美元，都是以英国和美国强大的工业竞争力为支撑的；另外，一个有足够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是必须的；还有就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货币最本质的功能就是支付清算，这一点往往被忽视。我们在国内使用人民币很方便，但走出国门的时候，人民币怎么对外支付？境外人民币怎么对内支付？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问题。所以现阶段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套为人民币支付清算提供便利的机制，这是关键的金融基础设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第二期将落户上海，其意义正在于此。
对中国而言，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人民币国际化不是百米赛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需要耐力、保持好步伐与节奏。幸运的是，我相信我们能够亲历、亲见中国如何在世界权力格局中逐渐赢得话语权，并以中国智慧参与国际货币的竞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