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 一位92派学者的选择
“人的选择很重要！选择是最大的幸福，等待是最大的痛苦！ 1992年下海经商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如今，我选择在学术生涯里找到快乐。”
文 | 本刊访谈主笔 马力
6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内座无虚席，毛振华在这里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演讲。
这场名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十周年”盛会的嘉宾名单上，刘伟、吴晓求、李扬、王一鸣、辜胜阻、夏斌、李稻葵、宋国青、张军、杨瑞龙、刘元春、曹远征、张燕生、刘尚希、贾康等，这些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们赫然在列。
学者们除了讨论最亟需破解的“国际经济波动与国内结构性改革”等宏观问题；十年宏观、十年政策、十年理论——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框架的构建也成为本次论坛议题的重中之重。
毛振华以论坛的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的身份，发表主题演讲《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与政策十年》。“用学院派的观点来看现实,用中长期的视角来看短期。”他和人民大学的十年宏观研究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15岁从农村考上武汉大学的毛振华，19岁开始先后在湖北省、海南省政府和国务院研究室做政策研究；仕途看好的他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感召下选择“下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资本市场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并成为“92派”企业家的代表人物；15年后，他再度转身“上岸”，选择回归学术，专注于宏观经济的研究，一晃又有10年了。
那么，实现了“政商学”三个领域选择和行走的毛振华，会有怎样的独特感悟呢？
选择回归学术
北京东四的礼士胡同内，静静地伫立着一幢二层小楼，茂盛的爬墙虎布满了灰色老墙，秋风徐来，光影斑驳，给这儿增添了一丝神秘感。毛振华的办公室就在小楼西头，不过，这里更像书斋，弥漫着一种“小楼容我静，大地任人忙”的味道。笔者和毛教授一场关于“选择”的对话，也在这“书斋”中开始了。
“2007年，公司的资本规模超过刚成立时的一百倍，我已很知足了，觉得我应将商人生活告一段落，而回归一直挥之不去的学术梦。我的第一个感受是从政、经商和治学，最大的区别就是杠杆效用的差别。从政是拿整个社会的资源做杠杆，因此能够撬动的资源最多；经商是拿资本做杠杆，次之；治学要靠孜孜不倦的勤奋，基本没有杠杆。”
“对于社会的认识，做更大的商业，就要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但这需要交易，而我的兴趣不在此。于是，2006年，我从公司的日常经营退出后，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上，学者转型为商人的为数不少，从商人又转向学术研究的却相对较少。对我而言，这种选择经过了很多年的积累，转了一圈再回学校，30年过去了。”毛振华有感而发。
关于宏观研究这件事，老毛一直自嘲是“经济学票友”，对经济学兴趣浓厚，鼓掌的，喝彩的，自己也时不时亮一嗓子，掺和一下，乐此不疲。不过，回溯30年前，从武汉大学经济系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到湖北省统计局从事经济分析；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参与起草文件又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再到海南建省的筹备和国务院研究室的工作经历；甚至创办中诚信后，对债券方面的研究，学术情怀在毛振华的内心中从未泯灭。
“2006年，和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合作是一个良好开端。扎实的理论框架，显著的学院派风格，完整的学术梯队是经济研究所的优势；但缺的是清晰的研究方向和平台。于是，我提出经济研究所应把宏观经济分析作为长期滚动的研究方向，并创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这一常设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这些想法得到了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瑞龙院长，刘元春副院长，和一级教授胡乃武老所长的大力支持。”
研究所依托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力量，并邀请国内外知名学术机构的宏观研究专家交流切磋，集中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研究，尤其是前沿性的重大经济问题研究。同时，“宏观论坛”定期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每季一期，第一、第三季以研究中国经济热点为主；第二、四季以发布宏观经济形势预测为主。
毛振华还努力做好论坛的宣传推广工作，邀请国内外的知名经济学家参与会议讨论，主流媒体采访报道。论坛影响力不断扩大，并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到人民大学视察时，曾偶遇宏观经济论坛，并与在场的学者们进行对话。宏观论坛发布的研究成果也成为国务院有关部门经常的参考报告。
十年间，宏观论坛已经成为一张名牌。每年论坛上的专家有什么预测和判断，成为不少人期待的一件事。论坛上，听众热情高涨，项背相望，很多人一场几个小时下来都能站着听完。人民大学国发院因此从国家智库中脱颖而出，包括像刘元春、刘凤良、陈彦斌等一批中青年教授也伴随着论坛，成长为国内一流的经济学家。
“从商可以碰运气，做学者必须要踏踏实实！成功是建立在深厚学术功底之上的，即使通过投机取巧和危言耸听的言论出了名，最终也会经不起考验的！”宏观十年，毛振华也从中受益匪浅。
“中国有影响的企业家，我基本上都和他们打过交道，并经常有交流。”作为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会的主要成员，毛振华在“商学”跨界的独特优势，为其研究调研，了解社会真实的经济运行状况加分不少。
在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大背景下，学者毛振华选择“中国宏观周期与债务风险”作为研究课题。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会伴随着周期和危机，每次危机都是新周期的开始，资源会得到重新配置，万物生长，经济会因危机而获得健康的调整。
在2007年，毛振华就开始“中国经济是否出现周期性的顶峰？”在研究国际贸易、人口红利和城市化等变量后，他和研究团队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次高速时期”的观点。该报告引起了各方的重视，也为之后国家提出的“新常态”在模型、数据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沿着这个思路，他着手研究“中国债务风险问题”。中国债务风险的扩大，本身有其特殊性。从统计数据看，中国债务率为254%，美国为250%；中国企业负债率为170%，美国为70%，这个数字非常大。尽管当前资金宽裕，但资金成本很高，甚至有研究指出，中国整个债务付息债需要支付的利息大约在GDP的17%。这就会导致社会上大量的融资观望，投机氛围浓，系统性的违约风险产生。
“1929年之后，世界上的经济危机本质都是债务危机，是债券市场及其衍生工具的危机。我国的国有企业依靠国家信用背书，成为新增货币的主要渠道，但这些企业还债压力很大，普遍用新的债务来偿还利息，进一步扩大债务，长此以往会有怎样的结局？”
在他看来，打破长久以来对国有企业有政府信用背书的“刚性兑付”幻觉；唤醒市场风险管理意识，提高市场风险管理能力；发挥信用衍生工具对于金融体系内部信用风险的缓解作用。这是建立正确的危机观，首当其冲的。
毛振华回归学界十年最骄傲的事，当属他作为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硕士生导师，带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源于恩师董辅礽对他的深刻影响。
传承恩师精神
2015年11月，“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典礼在深圳盛大举行。经208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校和国内研究机构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以记名投票方式评选。林毅夫研究组(林毅夫、蔡昉、李周)、张军、樊纲为主要贡献人的“过渡经济学理论”获此殊荣。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被业界称为“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它是由董辅礽教授命名的经济科学发展研究基金会设立的。毛振华作为基金会的理事长和牵头发起人，在他看来，创办评选是为了传承张培刚、董辅礽、于光远等老一代经济学家的学术精神，并支持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董辅礽是一位声名卓著、成就斐然的经济学家。他1945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解放后被选送苏联留学。自1957年留苏学成回国，他调入中国社科院工作，八十年代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他率先提出了一整套倡导和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超前理论。近半个世纪来，董先生长期进行中国经济改革和政策方针的研究，特别是他关于所有制改革方面的研究，被认为是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最有影响的成果，他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
毛振华在《我的导师走时问心无愧》一文中回忆了这样一段师生情谊：“博士论文，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微观的题目：《资本化企业制度论》，研究中国所有制形态的微观基础——企业制度。董老师不赞成我的观点，而我又很坚持己见，矛盾出在对国有资本在竞争领域地位的看法上。最后，还是导师用宽阔的胸怀理解了一个‘技术层面意识太强’而执拗的学生。”
“他为我请了其他几位著名学者审阅我的论文，并组织了厉以宁、萧灼基、王梦奎、王积业、伍新木等著名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我的论文通过答辩后，老师握着我的手说：祝贺你，你的观点大家接受了。眼睛里充满了高兴和慈祥。”
“受答辩委员会评论的鼓舞，我联系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的论文。在审核同意后，我兴奋地请董老师为我作序。他花了很大的篇幅阐述了他与我不一样的观点后说：‘当然，这是学术讨论，不仅毛振华可以坚持他的看法，我觉得还应该维护他坚持自己主张的权利。正因为这样，我不仅支持他的论文提交答辩并通过，而且也支持他的论文出版。’这就是我慈父般的严师，一个倔强学者，对他与学生的争执所画的句号。”
董辅礽是几十年持续对中国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研究为数不多的学者，他站在实践前沿，支持中国改革的新生事物，研究问题并提出改进的政策措施。他的师魂深深地影响了毛振华和其他董门弟子们，将其学术精神薪火相传。
不仅如此，毛振华传递的还有92派的企业家精神。
92派企业家
92派一词，源自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他们很多人，三十而立之际正在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等机构就职，干的主要工作就是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基础。随后，他们投身实践，将自己的理论用于创业过程之中。
毛振华的身上保留了很浓重的知识分子气息，这是“92派”企业家的共性。“当初从国家机关下海，也不是奔着钱去的。”毛振华说。中国那时还没有评级公司，如果可以搞一家像三大评级机构那样的公司，成为这个市场的风向标，他觉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1992年，毛振华的同学们创业方向都已明朗，陈东升在筹建嘉德拍卖行，田源创建了中国国际期货公司。毛振华对于办什么样的公司，只有一个方向性的认识，那就是要做中国以前没有的行业和市场。在酝酿创业时，他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在美国叫穆迪的公司调整了中国评级，引起了国务院发言人的回应和债券利息的变化。于是，他想，既然信用评级这么有权威，中国未来肯定会需要它。
当他去游说相关领导批准中诚信的金融业务许可证时，很多领导还不知道评级是什么。毛振华邀请董辅礽、厉以宁、江平等名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指导中诚信制定了国内首套评级指标体系，参与公司实践，亲自带课题组研究课题。“中国几乎所有类型的评级，第一个产品都是我们做的；指标体系也基本上是我们建立的。”
当毛振华带着要做“中国穆迪”的使命感成立中诚信之后，方才发现，自己的热情多少有些盲目——他必须面对一个先天不足的市场，相对于美国，中国的债券市场尚未成型，市场需求的不足，制约了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这导致在公司成立的前14年，中诚信的评级业务基本不赚钱，毛振华只能咬牙苦苦坚持。
不过，他抓住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波浪潮。公司做了一些公司股份制改制和股票发行上市咨询业务，陆续做了如三峡工程融资、山东华能上市等项目。
喜欢研究宏观经济的毛振华还发现了一个秘密：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的中国，正在进入资产增值的时期。投资业务成为他在商场的第二次尝试。中诚信的第一笔投资是1999年收购北京长安街上的招商国际金融中心——它曾经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烂尾楼，经过包装处理，中诚信获利丰厚。
这些年以股权的方式参与房地产开发，中诚信没有失过手。但毛振华说：“搞投资是被迫的，如果做评级有好的市场，我肯定不会去做投资。”终于等来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开放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市场迅速扩容，评级成为一个能够赚钱的行业。2006年，毛振华选择去做学术的时候，等于也是宣布中诚信淡化投资业务，而选择专营主业的战略。
今天，中诚信实现了在国内信用评级市场的全覆盖，与此同时，还积极探索着金融信息服务业务。在“中国信用评级行业二十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毛振华说：“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资本走出去，使用自己国家认可的评级公司的信用结果已经大势所趋。”2016年，人民币加入SDR，中诚信的信用评级业务的利润已向3亿元规模迈进。
“人的选择很重要！选择是最大的幸福，等待是最大的痛苦！对我来说，1992年下海经商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创业20年，我选择‘跟着走’把握了时代的脉络；如今，我选择在学术生涯里找到快乐。”毛振华总结说。
2012年10月8日，中诚信创业20年庆典上，毛振华向母校武汉大学捐资5000万元人民币，建设人文社会科学大楼。因为在他看来，文史哲等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浓厚的家国情怀，是我们‘92派’最独特的标识，是时代造就了我们这批人。”毛振华说。
